在建议相对人从事协助纠正违法活动、社区服务等教育中，建议的表达结束时，行政机关的职责即完成，相对人履行不以强制执法为保障。
二、 明显不当标准的司法判定技术在学理上，对于行政机关裁量权的行使在何种情况下会构成明显不当,一般从两个方面判定：其一，从语义本身的角度，无论是明显还是显失,其词义都代表了一种程度。[9]其二，从行政裁量合理性要求的角度，不管是不当还是公正,均指裁量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授予的目的或要求。
网约车这种客运行为与传统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一样，同样关系到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有序管理，应当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依法、有序进行。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定程序审查标准的内涵已经逐渐地包含有正当程序的要求，这样它就完全可以承担起行政程序审查的所有问题，无需适用明显不当审查标准进行判断。[43]参见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而后者则以结果为中心，行为之所以被评价为没有价值，是因为该行为在客观上引起了不好的结果，即结果恶才是违法性的根据。[2]参见梁凤云著:《新行政诉讼法讲义》,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但无论行政机关如何否认自己的主观不当，审查机关都可以通过客观的事实证据来证明上述将宪法原则宪法规定与宪法精神捆绑在一起的法理方法，从表面看似乎加强了合宪性审查依据的厚度，但从保证合宪性审查质量的角度来看，可能陷入无法有效界分合宪性审查依据的法理困境。无论是晚清时期，在日本正统宪法学影响下，以证立君主国家和君主统治权正当性为内核的宪法概念。
张翔：个人信息权的宪法（学）证成——基于对区分保护论和支配权论的反思，《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第53—68页。在这个意义上，立宪主义原理不仅是中国宪法学原理体系的重要内核，而且也是把握中国宪法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范畴。[59]（日）高田早苗：《宪法要义》，张肇桐辑译，文明编译印书局1902年版，第31页。换言之，不同时期的域外学说只是影响了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权威性来源与正当化内容，并未动摇中国人对于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基本共识。
清末宪法学传入之初，鉴于本国宪法文本缺失、学术积累薄弱等情况，学界对于宪法现象的关注主要借助比较的方法、通过翻译与介绍等方式引进西方国家宪法学的知识与体系，[64]在方法论的运用方面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不仅如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宪法文本中，还有一些反映本时期国家本质或运行特征的重要宪法原则被制宪者或修宪者纳入宪法文本，如地方自治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等。
围绕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进路与历史进路分别对应着规范主义与历史主义两种研究范式。彼时，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分别以国例与律例二词对译葡萄牙1821年宪法与法国共和八年宪法。张保彝：论国家之主权，《宪法新闻》1913年第16期。[62]参见林来梵、凌维慈：中国立宪主义的起点——对清末君主立宪主义的一个省察，《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第207页。
[7]而历史维度的知识体系则应被解释为一种知识的家谱，记载知识的发展史。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114]习近平，见前注[97]，第001版。基于此，宪法内涵的界定显然不应是任意或主观的，需要制宪者或修宪者根据本国的历史与国情，进行审慎地考量。
学科的建构实质上是从学术体系转化为学术制度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宣传途径与方式僵化，未能使中国话语与时代主题、他国的关切同频共振。
[58]根据笔者梳理，早在1902年，由张肇桐辑译出版的日本著名宪法学家高田早苗的《宪法要义》中，就已经出现了立宪主义概念。[30]质言之，知识体系在历史维度的发生，依循着从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到话语体系的递进式脉络。
[82]以此为切入点，中国宪法学开启了学科建设的体系化进程。[113]韩大元：战争、和平与宪法共识，《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6期，第68页。在此基础上，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变迁，我国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宪法、外国宪法与比较宪法为主体的完整的宪法课程体系。[36]参见王人博，同上注，第98—99页。不过，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实践问题渐趋复杂，域外理论与中国实践之间的不对应性日益加深，传统研究范式愈发难以为继。同时还塑造了中国宪法学的独特品格。
[59]此后，在作新社出版的《政类法典（甲）：历史之部》、湖北政法编辑社出版的《西洋史》等著作中，立宪主义概念亦频频出现。[75]参见（日）高田早苗：《国家学原理》，嵇镜译，译书汇编发行所1901年版，第1页。
[50]参见张友渔：国民大会的性质和任务，《最前线》1930年第5/6期。[5]《中国宪法学文献总目录》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包括著作目录与论文目录两卷本，辑录了19世纪以来的宪法学著作3729种，宪法学刊物2757种，论文共计38776篇。
所谓学科，就是指人们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系统有序的知识体系。[102]不过，晚清民国的宪法制定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对我国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良，并未形成中国自主的宪法学话语。
真正具有原创性与时代性的宪法学研究成果，无一例外地建立在继承性与民族性的基础上。[61]资政院奏采用最良君主立宪主义并先草拟宪法内重大信条恳请宣誓臣民折，《北洋官报》1911年第2954期，第5—6页。当然，正如前述，立宪主义原理是一个动态价值体系，其对于国家权力的规范程度、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都会随着时代、国情的变化而发生变迁，进而对各项宪法原则产生影响，最终塑造了不同时期作为根本法的宪法的价值属性与基本形象。[44]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纂了《新尔雅》， 对国家、政体、立宪政体、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重要概念作了解释。
随着1957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02]福建布政使尚其亨奏宪法则公法行，公法行则外侮靖折，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0页。
再如，《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一句中，宪又可以被解释为圣贤塑造的典范，具有某种基于历史的正当性。关于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本质，毛泽东同志早在1955年举行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就做出了初步的说明。
近几十年来，互联网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技术取得了迅猛发展，一方面极大地便利了人类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引发了网络治理、生物基因保护、基因编辑规制、人工智能规制、算法规制等一系列新兴治理问题，并造成了对于个人隐私、尊严的侵害，甚至可能导致人类面临被重新定义的风险。[50]前述一系列的学术工作不仅初步廓清了宪法学基本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相互关系，而且有力推动了宪法学概念的体系化与本土化。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大中华》1915年第8期。[82]参见韩大元，见前注[73]，第12页。1981、1984年，司法部与教育部相继在教学方案中将宪法课程调整为宪法学。[87]在部门法的宪法化与宪法的部门法化的双向互动中，部门宪法逐渐成为近年来法学研究的一大热点，相继出现了经济宪法、环境宪法、劳动宪法、文化宪法等宪法学分支领域。
也是识别宪法学知识自主性的根本依据。当学术体系逐渐成熟，则被进一步上升为一定共同体共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形成特定的学科体系。
[81]相关学术史梳理，参见韩大元，见前注[73]，第11—12页。[33]在众多宪法学概念中，宪法概念作为宪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无疑构成了中国宪法学学术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基本概念。
特别是那些高度抽象、弃之则无法经验的基本概念，往往贯穿宪法学研究的全领域、全过程，对整个宪法学学术体系，乃至知识体系的建构都具有突出的影响力与整合力。[101]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中），《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第21页。
